他毕生战斗在秘密战线上，曾奉命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掌握其几乎所有的重大机密，似一把尖刀插在敌人心脏上，令蒋介石心惊胆战。在危急关头，他又与战友们一起，为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立下奇功。长征途中，他担任中央纵队驻地卫戍司令，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他还曾作为中共秘密特使，三次与张学良秘密会晤，在毛泽东、周恩来与张学良之间穿针引线，为促进东北军停止“剿共”，转向抗日立场以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不是前线带兵打仗的将军，但却以高超的智谋、过人的精力和缜密的部署，运筹帷幄，决胜在秘密战线上，成为我党我军情报工作的开创者，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共秘密战线豪杰”。

　　他就是李克农，毛泽东接见外宾时说他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李克农生前曾说过：“我一生不外乎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保卫党中央的‘警卫员’，二是统一战线的‘尖兵’。”这虽是他的自谦之言，也确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

　　投身秘密战线，危急关头救中央

　　李克农，祖籍安徽巢县（今巢湖市），1899年9月出生于芜湖市吉和街马家巷。1914年，李克农考入当时芜湖最有名气的教会中学——美国圣公会创办的圣雅阁书院。1917年，与芜湖一家照相馆老板的女儿赵彩英（后改名赵瑛）结了婚。

　　1919年，五四运动的狂飙席卷中国大地，波及芜湖，李克农积极投身于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成为当地颇有影响的“激进人物”。

　　1925年5月，芜湖展开了一场“反对奴化教育，收回教育权”的学潮。李克农闻讯后，立刻投身到这一洪流中。他受命参与创办民生中学，并担任学校事务主任。民生中学“以陶成坚洁人格，激发国家观念为宗旨”，专门招收一些在学潮中被开除的进步学生和社会上的有为青年继续学习、深造，首批学员达120人。

　　1926年，李克农经阿英（钱杏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3月，国民党芜湖县党部宣告成立。经组织指定，李克农担任宣传委员。他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组织民生中学师生开展了一系列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将一些民愤极大的反动分子拉出来游街示众。他还参与领导了对安徽军阀陈调元的斗争，领导民生中学学生抬着一个装有上写“陈调元”纸人的篾扎纸糊的大棺材游行，旁边竖着一块写有陈调元抢劫搜刮2000万元财产的黑板，令陈调元威风扫地。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大革命失败，芜湖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陈调元一直对李克农恨之入骨，悬赏5万大洋通缉他。李克农与阿英等人不得不连夜逃离芜湖。

　　8月13日，蒋介石宣布下野，陈调元也被排挤出安徽，形势相对缓和。经过方振武将军的斡旋，李克农返回芜湖，担任民生中学董事会主席和第二任校长。1928年1月，民生中学遭查封，他再次成为国民党芜湖公安局重点缉捕的对象。于是，在老友王振武的帮助下，李克农再次逃离芜湖，经南京秘密潜入上海，调任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

　　1929年秋，在先期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中共秘密党员钱壮飞的安排下，李克农被国民党情报机构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录用，并被提升为电务股长，负责管理全国的无线电报务员。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直属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党务调查科，管理全国无线电通讯事务，是蒋介石政权的耳目。李克农在此战斗，就像是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

　　不久，秘密党员胡底也成功打入敌人内部，被派往天津工作。李克农、钱壮飞、胡底3人组成中共特别党小组，李克农担任组长，3人被称为中共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由中央特科委派情报科长陈赓与李克农保持单线联系。

　　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二次“围剿”期间，蒋介石的“围剿”命令、行动路线、兵力部署等情报，皆被钱壮飞获取，并由李克农及时交给陈赓并转党中央，这些情报为红军取得反“围剿”斗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1年4月下旬，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李克农获知情况后，感到事关重大，务必要赶在敌人前面，迅速采取行动，否则，整个党中央机关将遭到灭顶之灾。可是这一天并不是李克农与陈赓接头的日子。紧要关头，李克农决定打破惯例，利用自己曾在沪中区委工作的关系，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波寻找陈赓。几经周折，他终于找到陈赓，紧急情报得以迅速传到周恩来那里。在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亲自指挥下，短短几个小时内，李克农等人就将党中央在上海的所有重要机关全部安全转移，当国民党大批军警在顾顺章的带领下赶到时，早已人去楼空。

　　关于这次重大应变，毛泽东曾评价说：李克农是立了大功的，没有他，我们中央的不少领导成员，包括周恩来都不会存在了。

　　艰险漫漫征途，党中央的“警卫员”

　　顾顺章叛变后，上海风声鹤唳，中共中央机关被迫分批转移到江西革命根据地。李克农与钱壮飞一起转道进入江西苏区，胡底也转道前往鄂豫皖苏区。

　　1932年春，历尽艰险的李克农到达江西瑞金。时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的任弼时根据他曾在中央特科工作的经历，分配他到江西省保卫分局任执行部部长。这期间，他奉省委负责人李富春指示，多次来往于江西石城、广昌、雩都等地，慎重细致地审查了大批积压的反革命嫌疑犯问题，纠正了一批所谓“AB团”“改组派”等案件，让大批受冤枉的同志得以重见天日。之后，他返回瑞金，被委任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不久，他又被调到前方，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方面军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等职。在他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所属的一、三、五、七、九军团的红军政治保卫分局迅速建立起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漫漫长征。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央纵队驻地卫戍司令，率领侦察部队沿途进行侦察。红军每到一处，他都要负责选择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驻地及领导人的宿营地，为保卫党中央和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漫漫征途中，国民党军沿途设置了重重封锁线，并派重兵进行围追堵截。一路上，敌我双方战斗不断，战况惨烈，许多红军指战员血染沙场。看到身边的战友一个个英勇牺牲，从事中央驻地卫戍的身强力壮的红军战士再也不能安心于政治保卫工作，觉得搞保卫工作的人不能到前线冲锋陷阵、英勇杀敌，是“胆小鬼”“没出息”。

　　针对这种情况，一天晚上，李克农把大家召集起来，耐心地说：“我知道有些人不安心，认为在后方搞后勤保卫工作，不如直接上前线杀敌来得痛快。但是要知道，两军交战，首脑机关是敌人破坏的重点目标，一旦指挥系统出了问题，指挥失灵，红军将群龙无首，几万红军很可能如一盘散沙，被敌人各个击破，我们的责任大呀！”

　　李克农还结合自己在上海的亲身经历，说明政治保卫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现在处在行军路上，居无定所，比不得在中央苏区，群众基础好，我们经过的地方大都是国民党军的地盘，敌人会通过各种渠道、各种途径渗透进来，企图通过偷袭、暗杀等手段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同志们，谁说保卫、情报工作不是战斗？这，也是对垒，也是厮杀，但更艰巨、更复杂、更需要智慧。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搞保卫、情报工作的，就是要暗藏杀机，要有更大的杀伤力！”

　　李克农的一席话说得同志们频频点头，大家都深为没能认识到政治保卫工作的重要性感到惭愧。

　　一路上，为提高战士们政治保卫工作的水平，李克农还自编教材，向大家传授有关情报、保卫工作的各种专业技术，教大家如何警戒布哨，怎么跟踪追击、摆脱盯梢，怎样识记和描绘不同人物的特征，怎样搜集和传递情报，怎么进行审讯，怎样记录、调查和分析各种资料，怎样分析地形和敌情，怎样同三教九流打交道。通过李克农妙趣横生的讲解，大家获益匪浅，业务能力进步很快。正是由于李克农等人的辛勤付出，才培养和造就了这样一支中共历史上训练有素、精通业务的情报保卫工作队伍。

　　1935年1月15日，处于危急关头的党中央，在遵义城琵琶桥东侧87号原贵州军阀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推选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随后，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此，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可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这次会议一共开了3天，每天都开到深夜。为了确保中央领导的安全，李克农率领卫戍部队日夜守候在会场周围担任警戒。

　　会议期间，一支地方土匪武装组织了一个小分队潜入遵义城，企图伺机偷袭。可他们刚刚来到距会场一公里的红土坡时，就被我机警的卫戍部队战士发现。李克农亲自指挥，多次打垮敌人的进攻。战斗结束，捕获了两名国民党特工人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得知外面发生的情况后，走出来紧紧握住李克农的手，说：“干得好啊，有你们在外面警戒，我们就可以集中精力把会议开好。”